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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潭虹影的博客

穿越喧嚣尘世 抵达伊甸仙境

 
 
 

日志

 
 

文学与治国的互动  

2014-11-24 14:29:33|  分类: 美文撷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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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唐代文学之发达,举世闻名。初唐、盛唐的诗篇,气势磅礴,直抒情怀。读李白的诗,犹如观看壶口瀑布,豪迈之气扑面而来。读王维的诗,则像参观农家小院,清新之风若有若无。但这些文学杰作并未与国家治理形成直接关联。即便到了杜甫,那份厚重沉痛的家国情怀,交织了万千思绪,却依然没有管理思想的踪影。这并不是诗人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时势使其然。从贞观之治到开天盛世,社会不失康乐之相,国家自有能人治理,文人大可不必为此操心。而进入中唐就不一样了。安史之乱的动荡时期,诗人们还来不及静下心来思考,激愤大于理性。待安史之乱平定之后,王朝能否中兴,国家如何治理,人心应该怎样收拾,社会究竟走向何方,则成为诗人们难以释怀的心结。与此伴随,中唐的文人,在写诗作文的同时,阐发自己的治国理念,其中包含了对管理思想的探索。很有意思的是,中唐文坛在管理思想上形成贡献的人物都是双子星座,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韩愈和李翱、柳宗元和刘禹锡、白居易和元稹等人。本文以韩愈和柳宗元二人为主,考察中唐文学所孕育的管理思想。

韩愈(768-824)的一生格外不顺,他稚龄丧父,由兄长抚养。“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少年时兄长辞世,由寡嫂呵护长大。成年后的韩愈以文才自负,然而在科场却一再受挫,“四举于礼部乃一得”,连续三次落榜,终于在第四次才遇上了慧眼识才的陆贽主考,得以登第。但唐代进士不能直接任官,还需要参加吏部铨选,结果又“三试于吏部卒无成”。为此,韩愈曾三次上书宰相,发出不平之鸣。但时人视其上书为不甘清贫的躁进干谒,无人理睬,只得“怀书出皇都,衔泪渡清灞”,十年求仕,黯然离京。直到董晋出任东都留守主持洛阳政务,韩愈才在董晋门下作为幕僚踏上仕途。到董晋出任宣武军(治汴州)节度使时,韩愈被辟为节度使掌书记。在朝廷没有正式任命前,他只能以“摄节度使掌书记前进士”署名(唐代称没有当官的进士为前进士),直到一年后,才得到正式委任,头衔为唐朝文官系统最低级的“节度使观察推官守秘书省校书郎”(从九品下)。董晋死后,汴州兵变。韩愈因护送董晋灵柩离汴而逃过一难。此后,他又投奔武宁军(治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出任节度推官。但幕府生活并不如意,在徐州一年,韩愈辞职离开另谋发展。甫一离开,徐州就爆发兵变,韩愈又躲过一难。漫长坎坷的入仕经历和社会磨炼,使韩愈对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了更切身的观察和更深刻的思考,写出了《原道》等文,奠定了其管理思想的根基。

按照唐代规矩,初仕官员和离任官员,均须经过吏部铨选方可任职。韩愈离开徐州,到长安参加铨选又遭黜落,次年二度铨选,得到祠部员外郎陆傪的引荐,才被授予四门博士之职。四门博士任满后,韩愈文名渐高,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但在御史任上,他目睹京畿地区旱灾深重饿殍遍地的惨状,“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对京兆尹李实声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欺哄德宗的行径不满,上疏陈说天旱人饥之状,奏请停征京兆租税,得罪当局,被贬职连州阳山县令。德宗去世后顺宗即位,李实被贬,然而并未将韩愈赦免召回,而是令他移居郴州待命,后来才被改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在等待、观望、郁闷之中,韩愈写了《五箴》(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以警醒自己,终于等来了权知国子监博士的新任命,回到长安传道授业。坐不暖席,又遭到官场谗言,于是自请分司东都以避祸,在洛阳国子监任教三年,期间升职为都官员外郎分司判祠部,后改任河南县令。河南县为京县,政务繁剧,韩愈惩治藩镇私邸的不法军士,“军士莫敢犯禁”。不久,被召回长安改任职方员外郎,回到中枢。但又因给华州刺史柳涧辩护不实而被贬为国子监博士,再回到教职原点。

经过多年磨炼。曲曲折折,韩愈终于离开国子监,改官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在此任上,他撰写过《顺宗实录》,官衔也升为考功郎中,不久以考功郎中衔知制诰,两年后拜中书舍人,进入权力中心。此时,平卢、魏博、成德、彰义(淮西)四镇时叛时降,抗命朝廷,以淮西吴元济最为嚣张,平卢李师道甚至遣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韩愈力主征讨,却被朝廷找了个理由改任太子右庶子,边缘化为闲职。到裴度主兵出征淮西,奏请韩愈以右庶子兼任御史中丞,充彰义行军司马,参谋军机,率军东征。获得蔡州大捷凯旋归来后,韩愈也以军功升迁为刑部侍郎。

然而,平定淮西之功并未给韩愈带来多少好处,反而造成麻烦。回长安后,韩愈奉命撰写《平淮西碑》,赞扬裴度,而大将李愬与裴度争功,纪功碑被人推倒,朝廷和稀泥,令磨去韩愈碑文由段文昌另撰,从而留下了苏轼所记录的无名氏诗句“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宪宗迎法门寺佛骨到长安宫内供奉,闹得沸沸扬扬。韩愈上奏《论佛骨表》切谏,引得宪宗大怒,放言非杀韩愈不可,在宰相们的劝解下,贬韩愈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自身的苦难,为他留下了反佛的千古声名。

在潮州,韩愈去害除弊,劝课农耕,兴办学校,以文化民,赎免债务奴婢,修建防涝堤坝,祭神祈晴,祭灵驱鳄。一篇《祭鳄鱼文》,成为神道设教的典范。两年以后,终于等来朝廷“量移袁州”之令(量移是唐代流贬官员按照里程移近京师的成规),到达宜春。等到穆宗即位,韩愈由袁州刺史改任国子监祭酒,又回到京师。此后,他转任兵部侍郎、宣慰镇州(原恒州,成德节度使驻地),解了叛军的深州之围。回京后转任吏部侍郎,又转任京兆尹,再由京兆尹复转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再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此时,韩愈又陷入朝廷的人事纠葛,最终转任吏部侍郎。至此,韩愈可能已经看透了政坛的真相,请病假离职,假满后即告休居家,与友人诗书往来,直到57岁病逝。

在韩门弟子中,最有名的要数李翱(772-841)。韩愈字退之,李翱则字习之。在贞元年间应举过程中,李翱结识了韩愈,后又娶了韩愈的堂侄女为妻。在韩愈之后,李翱担任过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应聘过岭南节度使幕职,任掌书记,后又转幕浙东观察使等职。经过多年磨炼,曾担任过职方员外郎、郎州刺史、舒州刺史、礼部郎中、庐州刺史、谏议大夫知制诰、中书舍人等职,曾受他人牵连而左降郑州刺史,转任桂州刺史、潭州刺史等职,又升任刑部侍郎、户部侍郎、检校礼部尚书充山南东道节度使,最终亡于任上。相比之下,李翱的宦海经历没有韩愈那样多灾多难,比较平稳,但也以为官刚正率直著称。所以,他更多地思考个人品行修养,以《复性论》与韩愈的道统说相得益彰。

韩愈蹉跎一生,未能以政绩事功留名,而是以诗文传世。如果没有政界的沉浮,韩愈很可能无法产生那么深沉的思考。在人性论上,他继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而且以性情对称,探究性情原委,写有《原性》。李翱则对韩愈的人性论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展开,以“复性”开启了宋代理学的先声。人们谈到韩愈,往往偏重于他的文学思想,尤其是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影响。然而,他的管理思想亦不能忽视。韩愈的道统论,在中古管理思想上实为儒学的中流砥柱。就韩愈的本意而言,他所提出的道统,在很大程度是是同佛老抗衡,然而在治理国家的意义上,道统成为制约君权的法理概念。他不仅“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而且在儒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前提下,为士大夫精神确立了原点。当然,韩愈的主要成就在文学,然而,他的“五原”加上李翱的“复性”,对中古管理思想而言,相当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

与韩愈、李翱基本同时的柳宗元、刘禹锡二人,情况有所不同。柳宗元(773-819)出身于家道中落的官僚世家,尤其是他母亲卢氏富有学识教养,是他的启蒙之师。柳宗元年方10岁,就已经在文人圈子享有“奇童”之名。21岁中进士(刘禹锡与他同榜),却因父丧守制而未进官场。服满之后应博学宏词科,26岁入仕,任集贤殿书院正字,这是唐代正得不能再正的仕途起点,远大前程在向他招手。正字任满,按唐代规矩外放为蓝田县尉,实际留在京兆府负责文书,后又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韩愈称柳宗元此时“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柳子厚墓志铭》)。当然,少年轻狂,也被人视为“轻薄子”。正是这种背景,使得一批才华横溢、年轻气盛的才俊聚集到一起,谋求政治上的更大作为,由此形成了“二王八司马”集团,并主持了“永贞革新”。

“二王八司马”的领头人物是王叔文、王伾。王叔文棋艺高超,在东宫陪太子李诵下棋20年,实际是李诵视为心腹的谋士。王伾为翰林供奉,也长期伺奉李诵。德宗晚年,王叔文劝李诵招纳俊杰,以为辅佐。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由此与王叔文结交。在司马光眼里,则把他们看作阴谋小集团。“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资治通鉴》卷236,贞元十九年)德宗死时,李诵已经中风失语,有些宦官与部分大臣密谋废立,王叔文、王伾与凌准等人拥戴李诵(顺宗)即位,实际掌握了朝政。此后,柳宗元等人得到快速提升,一场针对政务积弊的改革也由此展开,包括限制宦官权力,取消宫市,革除专为皇帝豢养宠物的“五坊小儿”,调整赋税,遣散宫人等,史称“永贞革新”。然而,后生新进簇拥着一个不能说话的皇帝“暴起领事”,元老大臣多有疑惑,眼见得一班新贵“汲汲如狂,互相推奖”,自比伊尹周公和管仲诸葛,“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引发了元老们极大的担心。旧臣和新贵在立太子问题上正式摊牌,宦官俱文珍、翰林学士郑絪等推立顺宗嫡长子李纯(宪宗),而王叔文等人恐惧太子掌权后自己失势,暗中反对又无可奈何。藩镇实权派又不断上书请求太子监国,不久顺宗禅位于宪宗,二王集团彻底失败。王叔文恰逢母丧离职,王伾伪装中风避祸,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史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伴随着这场派系斗争,二王八司马的命运由此沉沦。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郎州司马。古人论史,多以王叔文为侥幸小人,对柳宗元则赞其文才而惜其结交匪人。包括反对二王的韩愈,宋代的苏轼、王安石,也持这种观点。从最好的角度言,柳宗元和刘禹锡犯了“站队”错误,并由此失去了从政机遇。此后,柳宗元还常常幻想重返政坛,然而,宪宗最恨二王八司马的就是他们在立太子问题上的态度,二王死后,朝廷还多次重申,八司马不得宽赦,而且不得“量移”。柳宗元在《六逆论》中,明确主张选嗣依贤能而不依嫡庶,这等于向宪宗的枪口上撞。所以,尽管他心怀幻想,却不得不在永州度过十年“缧囚”般的生活。他的司马一职全称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没有官舍,不准介入政务,只是保留官员身份而已。他只能寄情山水,写诗作文。有意思的是,反佛的韩愈,即便在流贬困境之中,始终没有信佛;而同为古文领袖的柳宗元,则从到永州起就寄居于龙兴寺(后来改居法华寺),从佛教中寻求精神解脱。复出无望后,他最终在当地“筑室茨草”,安心过起了田园生活。仕途挫折使他的文论和政论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同刘禹锡之间关于天人关系的学术讨论,成就了两人在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永州十年,也是柳宗元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

宪宗平定淮西吴元济后,中兴有望。经过十年的化解,原来“站队”的积怨逐渐淡化,朝廷下令召回八司马。柳宗元得知这一消息,其心情五味杂陈,“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准备回长安大显身手。刘禹锡比柳宗元更为豪壮,一回到长安就作诗讽喻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些才子归来后,不是感恩谢罪,而是视回京为平反昭雪。这又刺激了当政者的神经,于是八司马的命运再度急转直下,被派到更远的地方任职。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任命为播州刺史(后改连州)。他们无望再回到政务中枢,只能在边远蛮荒之地尽一份力量。柳州的文教开发,从柳宗元起有了实质性进展。任职四年以后,他病逝于柳州,年仅47岁。当地人感于柳宗元的治柳功绩,视其为神,修建罗池庙纪念他。

刘禹锡(772-842)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当今有史学家考证其为匈奴后裔,但汉化已久。“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其母卢氏又是出于范阳名门。其家在天宝末年避乱由洛阳迁居江南。他天资聪颖,少年好学,一举而中,与柳宗元登同榜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但并未做官,而是回家省亲,两年后在吏部再登取士科,“三忝科第”,被授予太子校书,进入仕途。父丧守制后,到扬州节度使杜佑门下入幕,任掌书记,后调补渭南主簿,擢监察御史。至此,他与柳宗元一样,卷入永贞革新,名列八司马,贬谪郎州。在贬谪期间,刘禹锡的激愤之情要比柳宗元更强烈。宪宗赐死王叔文,刘禹锡写了《华佗论》抨击曹操杀华佗,其用意不言自明。经十年流放,召回长安后,他对重进中枢信心十足,结果在玄都观借看桃花写诗嘲讽,“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外放为连州刺史(本来要外放更远的播州,经裴度向宪宗说情才改为连州)。在连州任刺史五年,母丧守制。宪宗死后,穆宗即位,对八司马的仇视已成往事,刘禹锡方得以在官场按照常规转任,但升迁重用无望。他先后改任夔州、和州刺史,在敬宗时被召回洛阳待命,最终委任他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后经裴度等人举荐,召回长安任职,兼集贤殿学士。这次,刘禹锡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本来,裴度打算把刘禹锡重新引荐到中枢出任知制诰,但他的《再游玄都观》绝句,又堵死了他再进中枢之路。而且在牛李党争中,裴度也遭到排挤。刘禹锡在朝中更无依靠,自求分司东都,被改任苏州刺史。在地方,他对政务尽心尽职,任苏州刺史的政绩为“最”,又被改任汝州刺史,官衔升为御史中丞充本道防御使,再改同州刺史,官衔同前。不久,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此后,太子宾客之职再未变化,仅仅是头衔依例升为秘书监分司、检校礼部尚书。在这一阶段,他与白居易过从甚密,唱和颇多,直到逝世。

柳宗元和刘禹锡属于在官场上栽了大跟头的人物。多年的贬谪,使他们看到了官场的另一面,所以,他们的思考并非全是基础理论的探究,而是杂以针砭现实的讽喻,比韩愈和李翱涉及面更广。他们的管理思想,不但表现在政论之中,而且包含在寓言故事和小品之中。一篇《黔之驴》,在文学形象中隐含了丰富的管理内蕴。一篇《种树郭橐驼传》,在纪实小品中表达了朴实的管理逻辑。类似文章,在柳宗元笔下写出许多,值得仔细推敲。

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与前面这几位不同,更偏向于“纯文人”。他们在诗歌上以新乐府闻名,所开创的“元和体”引领时代之声。他们对儒术也有钻研,但远远比不上韩愈李翱那么深奥;他们的仕途也有坎坷,但远远比不上柳宗元刘禹锡那么跌宕。所以,白居易和元稹的管理思想较为浅白,侧重实用,主要表现在白居易的75道策论和杂文、元稹的《教本书》和奏章通信之中。但就文人论政而言,他们的管理思想,依然值得发掘。由于白居易和元稹的仕途经历对其管理思想的影响不像上述几位那样浓烈,所以在此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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