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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潭虹影的博客

穿越喧嚣尘世 抵达伊甸仙境

 
 
 

日志

 
 

魏晋文人最率性  

2014-06-05 16:35:18|  分类: 雅俗共娱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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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最会玩儿的,首推魏晋,其次是五代。我读《文渊阁四库全书》,读到明代杨慎的《墨池璅录》,书中说:“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两宋以后,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诗词文章,都做得规规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犹如莫言之《红高粱》,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为国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无忌,就断然做不出来了。

王羲之时代的文人原生态,尽载于《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的好玩儿,从《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透出来。我读博士时的导师刘梦溪先生说,他时常将《世说新语》放在枕畔,没事时翻开一读,常哑然失笑。比如写钟会,他刚写完一本书,名叫《四本论》——别弄错了,不是《资本论》——想让嵇康指点,就把书稿揣在怀里,由于心里紧张,不敢拿给嵇康看,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然后撒腿就跑。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里看望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吕安在门上写了一个“鳳”字就走了,嵇康回来,看到“鳳”字,心里很得意,以为是吕安夸自己,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鳳”的意思,是说他不过一只“凡鸟”而已。曹雪芹在给王熙凤的判词中把“鳳”字拆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不知是否受了《世说新语》的启发。

中国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书多,像《世说新语》这样好玩儿的书,屈指可数。刘义庆寥寥数语,就把魏晋文人的形态活脱脱展现出来了。刘义庆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公子,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同时是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宋书》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爱玩儿,所以他的书,就专拣好玩儿的事儿写。

《世说新语》写王羲之,最著名的还是那个“东床快婿”的典故: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名叫郗璇,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华,郗鉴爱如掌上明珠,要为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郗鉴觉得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于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理想人选。

一天早朝后,郗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王导慨然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挑选意中人,就个个精心打扮一番,“正襟危坐”起来,唯盼雀屏中选。只有一个年轻人,斜倚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若无其事。这个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他的两位伯父王导、王敦,分别为东晋宰相和镇东大将军,一文一武,共为东晋的开国功臣;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其家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循着唐代刘禹锡这首《乌衣巷》,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导的地址——诗中的“王谢”,分别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他们的家,都在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乌衣巷鼎盛繁华,是东晋豪门大族的高档住宅区。朱雀桥上曾有一座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

相亲那一天,王羲之看见了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文姬的父亲,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被认为是“受于神人”,让王羲之痴迷不已。王羲之对书法如此迷恋,自然与父亲的影响关系甚大。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历官丹杨太守、淮南内史、淮南太守,善隶、行书。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三载:“(王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 王羲之12 岁的时候,在父亲枕中发现《笔论》一书,便拿出来偷偷看。父亲问:“你为什么要偷走我藏的东西?”羲之笑而不答。母曰:“他是想了解你的笔法。”父亲看他年少,就说:“等你长大成人,我会教你。”王羲之说:“等到我成人了,就来不及了。”父亲听了大喜,就把《笔论》送给了他,不到一个月,他的书法水平就大有长进。

    那天他看见蔡中郎碑,自然不会放过,几乎把相亲的事抛在脑后,突然想起来,才匆匆赶往乌衣巷里的相府。到时,已经浑身汗透,就索性脱去外衣,袒胸露腹,偎在东床上,一边饮茶,一边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见他出神的样子,不知所措。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却没有形成交流,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管家回到郗府,对郗太尉做了如实的汇报:“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管家以为第一轮遭到淘汰的就是这个不拘小节的年轻人,没想到郗鉴选中的人偏偏是王羲之,“东床快婿”,由此成为美谈。而这样的美谈,也只能出在东晋。王羲之的袒胸露腹,是一种别样的风雅,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体会得到,如今的岳父岳母们,恐怕万难认同。王羲之与郗璇牵手成功,得感谢老丈人郗鉴的眼力。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也得益于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后来在《杂帖》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这七个儿子,个个是书法家,宛如北斗七星,让东晋的夜空有了声色。其中凝之、涣之、肃之都参加过兰亭聚会,而徽之、献之的成就尤大。故宫“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占了“两希”。其中我最爱的,是王献之的《中秋帖》,笔力浑厚通透,酣畅淋漓。王献之的地位始终无法超越他的父亲王羲之,或许与唐太宗、宋高宗直到清高宗这些当权者对《兰亭序》的抬举有关。但无论怎样,如果当时郗鉴没有选中王羲之,中国的书法史就要改写。王羲之大抵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书法史的意义,犹如他没有想到,酒醉后的一通涂鸦,成就了书法史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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