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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潭虹影的博客

穿越喧嚣尘世 抵达伊甸仙境

 
 
 

日志

 
 

中国官场应摆脱精神自虐  

2014-08-12 15:45:19|  分类: 浮绘世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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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文/赵丹阳     正文/  somebody   

                            

自古至今都不乏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才能低下、操行恶劣的人能受到领导的赏识重用,而才高行洁的人却被轻视排斥的社会现象。有些人据此便说:“懂得曲意逢迎、阿谀奉承的就可以占据高位;清廉自守,犯颜强谏,没有眼色的人职位就低下。”这是多么肤浅的论述啊,想我泱泱大国,历朝历代都有大批的市侩、禄蠢、顺民、犬儒,懂得“奴才哲学”的难道还少吗?!假使单单做到了曲意逢迎这一点,便一定青云直上,那为何获得功名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呢?

 

一,《论衡》一书郑重提出:“溜须拍马”这一套在职场中只是细枝末节,作用并不很大。能否被升迁要看下属能否在迎合领导好恶的基础上为他攫取利益。

 

东汉名儒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这样说道:“一个人能否做官,官阶的高低,并不凭他才能的大小,品德的好坏。甚至他拍马屁技术的好坏,也不是决定性因素。而要看他能否在顺应领导个人好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帮他攫取利益。只要可以,虽然是‘窃簪之臣’、‘鸡鸣之客’,说不出什么歌功颂德的官样文章,也一样可以升迁;假若不能在顺应领导个人好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帮他攫取利益,即使自己怀有管仲、乐毅那样的才华,像邓通、丁渭那样会说话,也还是要被体制边缘化。”

 

张汤在审理诸侯王谋反案的时候,力主杀掉汉武帝想要维护的两个涉案之人——伍被、严助,甚至在朝堂之上争辩,这在世俗之人眼中,不是阿谀奉承的行为;开济一意孤行,不畏强权,宰杀了走私茶马的驸马都尉欧阳伦,更算不上懂得“溜须拍马”。然而二人却在一定时期内,为汉武帝、朱元璋所赏识拔擢,为什么呢?原因是两人虽不懂得曲意逢迎那套,却投合了帝王家的根本利益。张汤直言斥君,虽然表面好像不通世故,实则暗中维护了汉武帝“对内抑制豪强、励精图治,对外仁武并举、开疆拓土”的“春秋大一统”方针;开济处死欧阳伦,虽然令朱元璋一时愤懑,却迎合了他准备长期治吏肃贪的维稳心理。

 

相反,商鞅觐见秦孝公,两次都将他比作三皇五帝那样的贤君,言语修饰的天花乱坠,这不能说不懂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了。而秦孝公却厌烦他,直至第三次才发现商鞅的价值,为什么呢?

 

因为前二次,商鞅向他讲述的是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最后一次,是成就“霸业”的理论。拿成就“帝业”、“王业”的理论,去劝导只想称霸的君主,虽然理论精辟,态度恭顺,肯定被拒绝;如果换成“霸业”理论,即使言语粗疏,桀骜不驯,也会被接受。为什么呢?因为理论虽精辟,碰上秦孝公不喜欢;而理论虽粗疏,却遇到秦孝公想实施。

 

所以,谋身固宠之道,不完全取决于溜须拍马那套功夫,而在于是否可以在顺应领导心理的基础上给他带来利益;才能也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赏识。像养马人的话,没有什么大道理,而农民喜欢;子贡的话,虽然符合仁义的道理,农民却不爱听。又如吹籁的人擅长演奏优美动听的乐曲,因为越王不喜欢,改成民间小调,越王就高兴。所以,即使是好的,对于不喜欢它的领导来说,虽好却不被钟爱;而那不好的,对于喜欢它的领导,虽不好,也不会被憎恶。一切只是看能否投合领导的好恶和利益,投合了则被赏识重用,不投合就被厌恶斥退。

 

所以平常我们看见一些庸碌无为、阴险狡猾却可以身居高位的人,不要过分认定他们就是靠“溜须拍马”、“曲意逢迎”这么简单的手段加以晋升的,他们多半是为比他更高一层的人提供了利益。失去了为上司提供利益这一大前提,即便自身多么“奴颜媚骨”,也还是无法大展骏足。

 

二,《论衡》又进一步指出,虽然为上司提供利益是获得升迁的根本,然而由于领导自身的修养及层次不同,导致对利益的需求方式、种类也大相径庭。若果下属输送的利益与上司的需求无法完美对接,还是有不被重用的可能。

 

有的作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也遇上想把国家治理好的君主,然而终有不受赏识重用的,孔子、孟轲就是这样。孔子在陈国与蔡国途中没有粮食,孟轲在齐国和魏国陷入困境,这并非当时君主不肯任用好人,而是他们才智浅陋,没有能力使用大才。能够驾御千里马的,一定是王良;能够任用禹、稷、皋陶为臣的,必定是尧、舜。只能驾御日跑百里马的人,而要他去驾御千里马,必定有毁坏衡木折断轭木的危险;只有使用备位充数臣子的才能,却用他去驾御有大臣才智的人,就必然会有才智受压抑的不正常现象。所以,抛弃高明中肯的意见,圣贤遭到拒绝和排斥,并非是憎恶圣贤,不愿听高明中肯的意见,而是圣贤追求的理想太高,深切高明的意见实行起来很困难。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因此不受赏识重用理所当然。

 

有大才的臣子,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赏识重用的问题,虞舜、许由,太公、伯夷就是这样。虞舜、许由都是圣人,都生活在尧的时代,又都见过尧,而虞舜继承了帝位,许由却隐入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贤人,都生活在周国,又都见过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却饿死。圣贤道同、志合、目标一致,舜与尧、太公与周武王操行一致,而许由、伯夷却与当时君主的操行相违背,原因是他们与所生长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不相适应。道义虽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异;志向虽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别。为什么?因为道义有精深与粗浅,志向有高尚与庸俗。许由,是上古“皇者”辅佐之才,却生在“帝者”时代;伯夷,是“帝者”辅佐之才,却处于“王者”时代。他们都遵循道德,都实行仁义。君主实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们就不肯留下来辅佐;君主实行仁义,如果不理想他们也不愿留下来辅佐,这就是他们不被赏识重用的原因。尧道德污浊,舜的道德也污浊;周武王要伐商纣,太公也要伐商纣。同样庸俗一样粗浅,行动措施都一样,这就是他们被赏识和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统治天下,皋陶便辅助政务,而北人无择却深深隐藏不肯露面;禹统治天下,伯益来辅佐治理,而伯成子高却辞官去务农。并非皋陶才能胜过无择,伯益才能超出子高。然而皋陶、伯益做官受重用,而无择、子高却退居归隐,当官受重用是他们与君主操行一致,退居归隐是他们跟君主操行相违背。退隐地位低下,但由于与君主合不来,即使受委屈,也不愿去做官;君主不听取其意见,不用他们,心里也不感到遗憾,这是双方互不以为然啊!

 

有人连小技也没有,胡乱以不正当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也有被赏识的,像盗窃簪子的臣子,学鸡叫的食客就是这样。盗窃簪子的臣子,被子反所爱;学鸡叫的食客被孟尝君所宠。子反喜欢偷窃的臣子,孟尝君宠爱弄虚作假的食客。由于对主子有好处,主子就器重他们,其受到赏识重用理所当然。有的虽无益处,但是为上司所欢喜,像籍儒、邓通就是如此。籍孺被汉惠帝宠幸,邓通被汉文帝宠爱,他们连浅薄的学问也没有,微小的才能也没有,只不过由于外貌漂亮、体型优美,皮肤细腻、颜色美艳而得到君主的欢心。当然,美好的容貌,人人所喜爱,他们被赏识重用理所当然。有的人容貌丑陋、颜色难看,却又被君主赞尝喜爱,嫫母、无盐就是这样。嫫母被黄帝选为妃子,无盐被齐王立为王后。所以,人品好不好可以预先知道,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尝识和重用,却很难预料。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好恶变化无常,臣子要进献什么才符合其心意,却无法预先知道,偶然投合算是做对了,凑巧与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升官者未必贤能,退隐者未必愚笨,投合受宠的得任用,不受宠的则被斥退。

 

三,《论衡》的作者王充认为,怀才不遇的过错在于自己,不能借机反诬政治大环境,而要积极适应,与世同浊。

 

针对以上事实,名儒王充作出结论说:“贤德的人应当被重用,要是不被重用,也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读书人如果能迎合社会风气,揣摩领导意图,观察其境内情况,而调整自己专长,确定自己主张,周密窥测时机,能进献对主子有好处的东西,怎么会不受到赏识和重用呢?”

 

文之至此,笔者不得不提上一句:王充先生前两段关于史实的论述,我基本同意。可由这几段史实,猛然之间得出“知识分子必须调整主张,多进献些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策论”这样的结论,委实太过突兀,叫人难以接受。这种论调不用说现在,即便在东汉时期,也未必为大多数有良知的士族阶级所认可。

 

当君主躬行卑政,以民为本之时,知识分子们对自己不合时宜、不通权变的策论固然可以大删大减,以备经国纬政之用。这个时候只要有利于统治阶级施发仁德之政,甚至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理想都可以加以改变。

 

但如果所谓的君主(即统治阶级),他的根本利益已然与大多数百姓的利益相悖,知识分子还要对自己原本正确的策论加以篡改,以适应当政者的需求吗?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精神自虐、自我糟践有意义吗?

 

然而每当世间清流、骨鲠之士、进步青年有此一问之时,世故圆滑的顺民总不忘忽然跳出,断章取义、自我意淫似的说教道:“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想改变世界。后来我发现,世界很难改变,我便试图改变我的国家。后来我又发现,我不能改变一个民族,我开始把重点放在改变我的城市。我发现我无法改变我的城市, 这时作为一个老年人,我试图改变我的家里人。现在我知道,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

 

正由于这种说教的盛行,遂使社会改革的可能,降为最低,而使革命发生的几率,逐渐上升。

 

美国现代政治学者亨廷顿在《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一文中明确指出:“革命是政治参与在现存政治制度结构之外广泛而迅猛的扩大。起因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俊杰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能实现。”



这话说的露骨和直白一些,便是平民百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旦受到剥夺,便要“挑动黄河天下反”!

 

能够扩大权利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之中,革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正因为如此,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在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治体系之中——立宪的或共产主义的。

 

不想方设法为平民百姓提供合理的晋升渠道,肃清以往沉积已久的弊政,改变国家只由某几个人说了算的格局,反而一面举起投枪大加恫吓,一面暗中勒令犬儒、市侩、禄蠢、顺民大肆熬煨心灵鸡汤,难道不怕终有一日,百姓会齐齐吼出:“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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