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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潭虹影的博客

穿越喧嚣尘世 抵达伊甸仙境

 
 
 

日志

 
 

如何认识周礼的历史局限  

2014-09-11 18:48:21|  分类: 智者哲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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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瑞

贤良政治------周礼

西周的统治,在当时的礼治规范下,尊尊亲亲,世卿世禄,很容易遭到后人的抨击。对此,需要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辨析。

首先,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享有国家主权的统治者来自血缘家族关系。为了防范统治者的不胜任,就需要强化教育手段,使贵族得到良好的培养。所以,与西周的礼治体系配套,当时就已经有了专门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系统,三代皆有学,只是叫法不同,称为庠、序、校,本质一样。周代的天子之学叫辟雍,诸侯之学叫泮宫,由师保之职教授贵族子弟三德六艺。“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即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计算。通过这样的教育,保证执政者的基本能力。

其次,在不同层次采用不同的用人政策,以“贤贤”和“亲亲”形成互补。对天子和诸侯,通过嫡长子继承消除纷争;对辅政大臣,通过选贤任能发挥才干。王国维说:“盖天子、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传子、不立嫡,则无以弭天下之争;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层次则适用不同的政策。比如,天子世袭,但天子的公卿任贤;某位公卿有可能同时又是诸侯,在担任天子公卿时适用任贤,但在他自己的诸侯国则适用世袭。这一区别,恰似现在的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区别。所有者不用任贤政策,但经营者必须选拔贤能。当然,这一制度到了春秋时期,由于卿大夫的实力上升,导致“亲亲”和“贤贤”的界限发生了混乱。

再次,礼治体系下的执政者,要以选贤任能作为自己的职责。周公在这一方面堪称表率。据《史记》记载,当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就封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正是周公的礼贤下士,留下了“吐哺握发”的成语。

从制度的内在关系看,正是礼治,使国家的治理落脚于道德教化;而道德教化又要求贤良从政。这一关系,要求统治者必须开明。一旦这个链条被打断,就可能发生逆转。周初因为文王和武王的开明,以及纣王荒淫暴虐的对照,形成了周族的上升态势,也为周公和成王时期的贤良政治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链条是不可靠的,一旦统治者的品德落空,政务荒谬,就会阻断贤良从政,甚至会激发社会动荡。而礼治体系并不能对选贤任能形成强制性约束,民意表达的天命可能会被统治者压抑。西周后期的夷王、厉王当政,曾引发了国人暴动。所幸当时的周王尚未形成绝对权力,贵族对天子的制约使国家度过了危机,然而并未能促成制度调整,最后使国家败在了周幽王手里。周室东迁,给管理思想史留下了一个历史性难题——当所有者自己把政权不当回事时,如何实现制度变革?后来的中国陷入王朝循环,正是这一难题造成的。

 如何认识周礼的历史局限

如何看待周礼,是掌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周礼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是,世界上没有无局限的事情。当人们试图彻底排除局限性时,就有可能陷入“理性的自负”。

周礼作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体系,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后世的儒家,梦寐以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回到周制。显然,周礼已经成为历代国家治理的样板。至于周公,更是宰相执政的典范。即便不是儒家,面对渗透到朝野上下方方面面的礼仪规范和礼治精神,也不可能完全更弦易张,因为周礼已经具体化到生活细节之中,直到当代,吃饭饮酒的程式,招呼朋友的称谓,无不同周礼有着形形色色的关联。那种试图彻底割断传统的努力,不但会遇到藕断丝连的尴尬,而且会遇到传统的反弹。路径一旦选定,就会形成依赖。

从现代的眼光看,周礼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给“发展”留出空间。周公制礼作乐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却没有给出超越从前的路标。用礼明确社会之“分”,并把这种秩序相对固定化;用乐明确社会之“和”,并给社会添加凝聚力。这一体系确实能使“和而不同”的秩序高度完善,但所形成的稳定和平衡是一种没有新出路的“死循环”。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周公具有“开放社会”的眼光和境界,但我们必须看到“封闭社会”的局限和不足。正是周礼体系,给中国描绘出一幅“历史退化”的景象。后人即便要变革,通常也需要在“托古改制”的框架下进行。

在现代条件下观察周礼,不难发现,周礼没有“提高效率”的任何追求,对物质财富不屑一顾。在周公时代,贵族无虞物质匮乏,庶人无须物质支撑。所有的追求,都集中在道德和精神层面,安贫乐道是正常状态。提倡节俭,与其说是为了克服物质条件的限制,不如说是为了道德训练的需要。奢侈的最大弊端不是浪费财物,而是败坏道德。所以,周公时代提不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反过来,提高效率,在周礼中属于歪门邪道;增加财富,在周礼中属于心术不端。那种寄希望于运用周礼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想法,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争”都会削弱周礼的道德效应。正是这一逻辑,致使后来主张“富国强兵”者,多对周礼不以为然。

但是,周礼不能用于现代社会,并不是说它已经变得一无是处。首先,周礼的制度设计思想,至今仍不失其光辉所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例,当今有很多人对这种传承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所建立的,不过是“家天下”,似乎同“天下为公”的理想背道而驰。更重要的是,这种传承制度不分贤愚,很有可能出现“白痴帝王”。对此,王国维先生的评论可谓鞭辟入里。他说:“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藉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故衡利而取重,絜害而取轻,而定为立子立嫡之法,以利天下后世。”显然,嫡长子继承制不是没有弊端,但权衡利弊,对于所有者来说,“争”比“贤”更可怕,如果采取竞争方式争夺产权,将会带来无穷后患。所以,所有者的确定方式,用继承法交给“天意”来解决,从制度上排除有可能在这方面出现的人为争夺,哪怕继承人不理想,也要比“人为”强得多。这种思路,仍然值得我们在今天适当重视。在经营者领域,竞争可能得到的好处,要超过不竞争的坏处,而在所有者领域,竞争能得到的好处,可能远低于不竞争的坏处。事实上,我们在管理活动中,总有竞争还是不竞争的选择。例如,两支球队比赛,在赛场安排等等事项上,采取的是“认命”的抽签方式,只有开球后的比赛中,才采用人为的竞争方式。即便不是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这种思路也有可取之处。明清的知县任命,是否具有任职资格,要通过科举等方式竞争,但在具备了任职资格的人中间委派缺员,则一直实行“掣签法”,也是这种思路。周礼在制度设计上,首先考虑如何防范最坏情况,而不是首先争取最好情况,即“求低不求高”,恰恰暗合当代的有限理性思维。

其次,尽管周礼本身是一个“死循环”的封闭体系,但它的建立基础却是一个经验的开放体系。礼乐不是用逻辑演绎形成的制度安排,而是以民俗人情的经验支撑为依据的制度集成。这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周礼在管理思想上,奠定了经验主义、保守主义的传统。热衷于逻辑的黑格尔,曾经批评中国缺乏哲学,尤其是批评《论语》时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19页,商务1983年)这只能说明黑格尔没有读懂孔子,而孔子的思想又源于周公和周礼。正是这种“毫无出色”的常识道德,能够避开“绝对精神”的思辨陷阱,具有脚踏实地的坚实性和可靠性。许多时候,“卑之无甚高论”,正是人类智慧的铺路石。中国式思维被李泽厚称为“实用理性”,而这种思维是由周公奠定并在后来得到儒家发扬光大的。儒家在理想社会的“死循环”中,由于缺乏“进化”观,所以总是以复古面貌出现,西周要回到尧舜,孔子要回到三代,但这种复古建立在经验认知及其有用的基础上,建立在伦理追求基础上,所以在其复古中又包含了创新。内圣外王的榜样是上古三代,但内圣外王的实现要靠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提升。这样,使周公乃至后来儒家的思想处于不断“塑型”过程中,具备了相应的活力。

在周礼研究中,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最有价值的一篇力作,他自己也声称“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然而,后来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到考证而忽视了经世,甚至有人视其经世寓意为迂腐。这恰恰反映了学界某种不求甚解的风气。正是王国维之论,揭开了周礼管理思想的底细。周礼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礼仪细节,也不仅仅是礼仪之邦的宏大叙事,而且还是中国管理思维的独特路径。钱穆谈到“礼”时说,“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礼崩乐坏”和“基业长青”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混乱时期。一是春秋战国,二是魏晋南北朝,三是五代十国。这三个时期,“有枪便是草头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连专家有时候也难以理清那些林林总总各色各样政权的头绪。许多小王朝,转眼间就在历史的长河里失去踪影,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甚至包括一些治理的十分出色、短期内欣欣向荣的王朝,也逃不脱昙花一现的宿命,如几乎统一了中国的苻秦、创造了元嘉之治的刘宋、基本保住了一方平安的吴越等等。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基业长青”?难道是由于他们不努力?

追古思今,前两年坊间有一本十分流行的管理著作,就是柯林斯等人写的《基业长青》。该书的基调就是“创建恒久的伟大公司”、“建立真正值得长青的事业”,并列举了18个号称卓越非凡、经久不衰的公司样板。这类书籍,很能吸引那些胸有大志的企业家。所以,这类读物在管理类图书中往往走红。问题是:如果我们做个跨越时空的联想,假如把那些“基业长青”、“追求卓越”等图书精心选出的企业老总放到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混乱时期试试,看看他们能不能扭转局势?

平心而论,这三大混乱时期,恰恰也是人才辈出、竞争获胜的时期。春秋战国的五霸七雄,那一个的成就总结不出十条八条来!魏晋南北朝的故事,更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就是那些游牧民族马背起家的文盲皇帝,事迹也可圈可点。比如创立后赵的石勒,不识字却让人给他读《汉书》,有一次心血来潮同手下讨论,问部下他可以和古代的哪位君王相比?部下吹捧说,您的英明神武超过了汉高祖,其他的君王无法同你相比。而石勒却说:“人须有自知之明。我如果碰上汉高祖,会向他北面称臣,而与韩信、彭越争一个高下。如果碰上光武帝,当同他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应当光明磊落,终不能像曹操和司马懿父子欺负别人孤儿寡母。所以,我排名应该在刘邦刘秀之间。”就凭这句话,石勒就是一个不亚于汉唐雄主的领袖。至于刘宋文帝,《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就足以说明他的杰出:“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五代吴越的钱缪,他修建的捍海石塘,倒确实是“基业长青”存留至今,而他的政权却“长青”不起来。我们有理由怀疑,即使把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中大加赞扬的通用电器、3M、沃尔玛、惠普等等转化为古代技术条件下的政权组织,恐怕也不过尔尔。

说到底,“基业长青”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外在条件,仅仅依靠内在努力,是无法“长青”的。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混乱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权都比较短命,这显然有组织的内部因素在起作用,但忽略了外部条件就不够实事求是。那么,这三个时期的共同外在环境是什么,就值得琢磨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国家和社会的一个剧烈转型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礼崩乐坏”,旧的价值体系失灵了,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经历着又一个重要变化,社会价值观念失范,民族冲突严重。唐末五代时期,武人跋扈,文化堕落,连基本的行为规则都失去了控制,那些武将只好用认干儿子的做法来笼络部下。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就是文化与社会的混乱,权谋与投机的盛行,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即“礼崩乐坏”。而任何一个“基业长青”的组织,不管是公司还是政府,都需要有一个占主导地位、被社会认可、而且可以支配多数人多数事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标准。没有这一点,哪怕是再出色的人物,恐怕也只能“人亡政息”,更不要说这种环境下得势的往往是奸雄。

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要取得稳定长久的发展,不怕物质变化,更不怕技术变化,只害怕行为准则飘忽不定。在今天,要使企业能够形成长久优势,单纯靠企业自身远远不够。如果社会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道德的血液”,那么,企业家就无法形成道德的“惯习”。中国的奶粉事件,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企业黑心甚至犯罪的问题,而是更深远、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社会伦理是企业伦理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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